說真的，關於整個家族的歷史，除了透過戶口名簿上曾祖父的名字之外，幾乎很難藉由其他的管道，諸於族譜之類的文物來取得其他的資訊。貧窮對於家族早期的壓迫，一直到我有最早的記憶以來，還不時環伺著。過年過節時，廟口的雜貨店老闆，會叫我過去拿了一瓶辣醬油膏給我，因為他知道我是誰家的孫子。小學的時候，就不時聽祖母說過，因為窮，早些年到雜貨店買東西總被投以異樣的眼光，深怕被家裡賒帳。
這一個家族，似乎是由祖父母那一輩開始建立起來的，從佃農開始拚起，一直到有了自己的幾分地，家族的原型，慢慢的從他們的手中拓展開來。祖父是個非常頑固的人，歷經過漫長嚴酷的日據時期，型塑了他嚴厲且固執的個性。在家裡面，他就是王，任何人都不許忤逆。印象中，祖母說南洋戰爭打的正火熱時，日本兵到家來徵調祖父前去南洋，卻因突如其來的莫名病症，而免除了祖父前往南洋一事。直到出社會的某年過年回到老家，祖父指著牆壁上黏貼的日文五十音字報，說道「突然很想再瞧瞧日本的文字」，祖父那時惦念的是那段艱困的歲月，抑或是終於可以擺脫一生的勞頓，平靜的回味來時之路的點點滴滴。
後來祖父老了，疾病大小纏身，糖尿病之苦讓他的視力與皮膚嚴重受損。祖父依然固執，常從老家騎著機車往市區的市集採買，還發生了幾次跌傷的意外。父親與姑姑們苦勸他不聽，執拗的脾氣到晚年時，依然沒人可以說動祖父。這時，家族的人數已拓展到四代同堂，年輕時佃農長工的祖父，已是兒孫滿堂的家族之長了。
生命終究會劃上句點，去年六月的某個早晨，手機鈴響，大哥從另一端傳來祖父逝世的噩耗。心裡想著，許久沒見到祖父了，可現在，就再也見不著面了。後續的幾日，祖父的遺體擺放在客廳等待入殮，前來祭悼的大多數是老一輩村裡的鄰居。告別式前一天的法會，四代祖孫同聚祭拜，夏日炙熱的天氣再加上麥克風傳來的巨大誦經聲，縱使虔心祝禱，澳熱的不耐抵押過對於祖父驟逝的哀傷。隔天祖父遺體火化，客廳裡擺放著祖父生前的照片與靈位，依據習俗父親與小叔兩家人圍著圓桌站立吃著中飯。祖父生前，父親與小叔仍有他們的父親做為血脈的具象化身，祖父死後，兩家人圍著圓桌在靈位前吃著中飯，似乎在告慰著祖父，縱使肉身已化，血脈依舊會繼續傳承。
大一那年，我跟ZH自願幫班上編輯大家大學時期第一本的「班刊」。當然，出於我們兩個當時的想法，自以為班上的許多人對於所謂刊物的神聖不可侵犯太過於粗淺，也自以為當時的其他人，對於書寫或者對於生命的體悟根本渾然不知。因此，ZH跟我，決定利用編輯班刊的這一次機會，扮演著暮鼓晨鐘的角色，來喚醒班上那一批初初擠進大學窄門的羔羊。
那時聯考制度尚未廢除，外在的政治氣氛歷經了九○年代初期的猛烈衝撞，已變的和緩許多。那時的社會，正要從所謂的政治改革邁入所謂的社會改革階段，大多數在體制外抗爭的力量，皆因體制的鬆綁得以進入體制內繼續發聲。而另一股要求社會變革的力量，在瞬間失去政治力奧援的狀況下，宛如曠野裡的風中殘燭，繼續的往前緩慢移動。而我就是在那個風起雲湧皆已退潮的年代，進入了大學時期。
還是有著一群人不死心的在校園裡想要延續過去燃燒的火燄，發行刊物跟寫大字報就是當時延續過去理想的最佳手段。我們相信論述的力量，因為在每一個歷史的關鍵階段，強而有力的論述就是引發時代變革是媒介，所以藉由刊物或大字報的形式，針對各種的校園及社會議題，引經據典的提出強烈的批判。雖然當時校園審查刊物的制度依然存在，我們嗤之以鼻，每次影印了四五百份之後，就開始在校園的某些角落發送。我不知道當時的校方對於這樣的舉動，是否已採取放任的態度，畢竟外面的社會開放的速度早已突飛猛進，然而，在學院裡，我們封閉的城邦，隔絕的國度，「地下刊物」這樣的身分，仍舊象徵著我們與過去那個輝煌年代的一種傳承。
當時的校園中，對於時事仍抱持批判熱情的也只剩下幾個系所，諸如政治系、哲學系以及社會系。系辦大樓的門口處通常會擺放著系上的留言簿，以供同學們留寫訊息，或者書寫一些隻字片語。記得大一的第一堂課「社會學」，我上了一半就翹課走人了，還在門口的留言簿上寫著「這是一個單向度的社會，我們都是一群單向度思維的人」。憑著一股自以為是的熱血，我覺得社會學不是在課室內聆聽枯燥的理論，是要像阿圖塞﹝Althusser﹞或馬庫色﹝Marcuse﹞那樣，引領世代的青年學子轟轟烈烈的改造一個了無生氣的世界。當時我還沒讀完馬庫色的「單向度的人」，只是想走自己的路，不想呆坐在那邊看著黑板上被寫了又擦匆匆帶過的人名。
而革命或改造當然沒有如預期中再度捲起，只是慢慢的淡化而被人們遺忘，我跟ZH一心想要讓班上同學深刻反省的班刊，在出版之後，也只不過引來更多同學貼上「特異人物」的標籤。「當音樂結束時，請開啟燈光」﹝When the music's over，Turn out the lights.﹞音樂結束時，燈光開啟，總是要面對活生生的現實世界的，ZH與我想改造這個世界，卻與世界的距離越來越遠，所以我們放棄了那個偉大的夢想，在系上成了遊魂人物，寧願翹課在宿舍埋首苦讀那些社會學經典，也不願與同學們「同流合污」。
似乎已經厭倦了對於「時間」的反覆推敲，雖然對於時間的抽象概念，仍是至今令我難以擱棄的龐大主題。如同「現在」，一瞬間即成為過去，因為時間在分秒間不斷的轉動著無人可逆的巨大齒輪。「也正因為不可逆，才更顯現出值得書寫之處」，朋友對我這麼說。是的，相對於大多數喜歡「往前看」的人們，我總難以捨棄對於過去時光無以名狀的愛戀；不在於過往的總總美好與否，而是「現在」如此匆忙，在我來不及細讀之際，就已落入過去的深淵。
因此，我像以往形容的那樣，挖掘著「時間的礦脈」，仔細的反芻著已然風化的往事，無論喜悲。那不是一種對於過去的懷想，也更不是對於現實的逃避，如同電影剪接師一般，我希望透過轉動時間的扭軸，把永遠難以具體衡量的單位，用一些摻雜著情緒的影像，像世人宣告時間的奧秘；或者，僅僅對於自己。消逝的時光僅僅只能用這些具象來加以品嚐：「獨台會」事件發生那年，我正好高二，校園風聲鶴唳。大一那年，我閱讀到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那應該是一八四八年發表的。在我進入公司的那一年，統治台灣半世紀的威權體制，終於輪替。去年六月的某個早晨，我接到手機來電，得知祖父逝世的消息。
一切都是源自於一群演藝圈三五好友相聚小酌時的突發奇想，談論時政，談論過往，以及談論突如其來的奇幻異想。那就如同是如我們一般的市井小民常有的聚會，吃飯、喝酒、揶揄彼此的工作，甚至是夢想著此生永遠達不到的願望。不過，與現實相比，寫劇本的峰迴路轉奇蹟總是來的特別快，一個導演渴望拍片的夢想，就在這看似荒唐的對話中，一夜之間竟平白無故的將電影輔導金如此輕易的手到擒來。
起初，這部片想要探討的議題是「快樂」，在電影一開始時，藉由訪問路人甲乙的回答中，開始去挑起觀眾省思一個問題，「你快樂嗎？」。當然這是一個老問題，不過既然是個老問題，也就代表著每一個時代都會有人去探討它，而每個時代所得到的答案或許都不一樣。為了向觀眾解釋在生活中的快樂指數，導演開始將電影帶入一個活生生的例子，藉由片中的一個導演，向觀眾訴說拍片的導演他自己心中面對這個世界的快樂與否。
爾後，河岸水位的消長
端看渡河者涉入的深淺
無從分說的，依然是
猶豫間，分與寸忐忑的拿捏
-----《臨川賦詩，二○○四》，2005
烏雲自遠方緩慢集結，典型的夏日午後陣雨來臨前的徵兆，隱約已可聽見低沉的落雷聲，自山的那處傳來。我像一個觀測員般，記錄著一場暴雨的來臨，縱使整個城市的溫度熾燙如一團爆裂的火球，然而，自我的腳底沿上往背脊擴及到全身卻是處於低溫狀態不自覺的發顫。沒有人知道我默默的記錄著，但這場風雨勢必形成，翻山越嶺聲勢如千軍萬馬，為了背叛明亮的白日偽裝成虛假的黑夜。
我仍回想著那無數的夜晚，夏夜晚風寧靜的學院，漫步於黑暗中，只為沉澱白日惶惶不安的心。那縝密的黑暗包覆著我，我篤定的往前，知道前方是光明的出口，縱使黑暗仍揮之不去覆蓋著我。偶然抬頭，滿天四散的星斗像一片打亂的文字等待我重新拼湊，幽幽蒼穹中，昔日的詩魂而今安在，我依稀可以感覺到鎮鎖在圖書館中那些塵封的經典隱約透露的光線。那典籍中反覆教導與詠嘆的價值，那些可貴的情操，對於人所保持的良善的關注，以及深陷困境中仍然保有的批判的初衷。
多年了，在詭譎多變如午後暗自騷動的烏雲所暗藏的洶湧雨勢一般，我只冀求在時間河岸的水之湄獲得一絲渺小的平靜，時光悠悠如河，歲月不曾背叛過熙熙攘攘的人群，而是人們在歲月的長河中兀自相互的背叛對方，喚醒起了每個人險惡如獸的饕餮之心。我紀錄著那些爭鬥的人心，目睹所謂的殘酷，血腥如劇的密謀，俯仰間挾帶著無盡的喟嘆與惋惜，所幸我得以依靠文字支撐著，對於良善與批判；紀錄著，試圖在紊亂中保留一個完整的現場好讓靈魂得以洗滌。
當烏雲集結完成雨滴終於落地，宛如預言成真一般，我看見暴雨襲擊城市幻化成一股不可遏抑的洪流，許多人奮不顧身躍入那混濁莫測的水勢中。惡水瞬間掏空他們的靈魂，水平面上載浮載沉的身影依舊有我熟悉的面孔，我仔細的回想著他們的過往，那些不可磨滅的純真確實存在過。我紀錄著，縱使有時洪水如蛇信悄然近身，無人知曉所有的怨懟與傾輒皆逐一在我記憶的書庫中歸檔，而後集結成冊。
2008/8/24 木柵
| 「發展中國家一般都採取剝奪農民剩餘價值的體制，但台灣的這種體制特別完善而且系統化。」 |
俗民的紀錄片，最能樸實的貼近表達底層的真實聲音。以下的文字，記錄著我觀看完此電影之後，對於台灣農民最為謙卑的尊敬以及土地的誠摯感恩。影片開始於一個典型台灣的純樸農村，一期稻作的開始，一群白髮蒼蒼的農民隨著不同的節氣，汗如雨下的辛勤農業勞動的故事。那些景象與勞動是我記憶的底層中幾乎快遺忘的畫面，在我童年的生活中卻是無時無刻存在的真實活動；播種、耕地、收割與糧藏。
故事紀錄著一個農村的蕭條，其實正也反映著整個島嶼農業蕭條的縮影，它不僅發生於影片紀錄的當時，而是在我有記憶以來，其實那時的農業已然步入停滯成長的階段。對於大地全然的敬畏以及對於人生命運考驗的豁達，長久以來一直是農民階級的人格特徵。土地對於他們來說自有其生命的，而且是維繫人類生命的起源，因此，把土地的重要性看得比自己生命來的重要，且細心呵護抱持感恩這樣的心態是迥異於其他階級的價值觀念。至於豁達的人生態度，或許是源自於壓迫之後一種無奈心境的轉換，也或許是朝夕與大自然相處體悟出來對於命運的不可忤逆之禪意。
台灣農業的發展，或者說對於台灣經濟發展體制的描述，早年在學術界可說是付之闕如，而這樣的歷史軌跡縮影卻鮮明的存在於許多底層階級的記憶之中，也可以說是這些底層階級正是親身參與著台灣經濟發展體制的主要角色。農民階級在台灣經濟發展的歷史軌跡中，扮演著資本原始積累與再生產的第一部原生階段，而整個台灣經濟可以到達現今的地步，農業剩餘價值的再生產與利用，處於居功厥偉重大因素。然而，隨著資本愈加的進化，工業資本藉由剝削農業剩餘價值的能量累積，逐漸的取代了農業的角色，再藉由吸取農村廉價勞動成本的手段，更加快速的使得農業步入凋零與沒落。
這樣文謅謅的文字表達方式，或許對於我父執輩的長輩來說，太過於深奧與無趣了，也因此，我們看到這部紀錄片的敘事方式，是透過幾位老邁的農民，以著詼諧打趣的方式，用生動的言詞向觀眾訴說著五十幾年來活生生農業的變遷，以及務農勞動者的無奈。在過去黨國資本體制，透過強制性的制度，例如「肥料換穀」、「軍糧徵收」、「分糖制」，這些種種學術化名詞，在影片當中我們卻可以透過那些七十幾歲的農民，一一了解農業剩餘價值是如何在過去的經濟發展中，被政府使用強制性的制度與手段去積累公部門與其他資本的發展。
「末代稻農」或者說「末代滅農」可說是從事農業勞動一輩子的老農心中深沉的感慨，尤其當WTO及全球化所帶來重大的影響，更是剷除農業生機的最後一把利刃，許多農地在耕作不敷成本及政策鼓勵之下紛紛大量休耕，土地不再從事生產，對於農民來說意味著扶養生命的母親已然逝去。如同劉進慶先生所說的，「農業對於經濟的發展，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姑且舉出三個事例。第一，支援軍事財政…農民負擔了當時龐大軍隊﹝約六十萬人﹞和公務員軍事財政的一半。第二，通過換取外匯支援了工業化…米糖出口每年約達一億美元，規模等同於當時美國對於台灣一年的援助金額。第三，在保證糧食供應與物價穩定上發揮了作用。」
學者與俗民的觀點不謀而合，大學時期我在圖書館中閱讀著劉進慶先生的《台灣戰後經濟》，十幾年後，我卻在影片中聆聽著農民勞動者喚起我早年閱讀的記憶。不管是藉由學者文字的完整論述，亦或者透過俗民口述歷史的言談，農民階級一路走過的艱辛路途，孕育了今日的台灣經濟，而背後所付出的代價與不公，所代表的歷史意涵是教導著我們不忘對於土地由衷的感恩，以及對那些陌生的勞動臉孔致上最為謙卑的敬意。
---《遠離賭城》
